团中央调研报告：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参与和发展

2020-05-2814:06:14樂活中國评论30,995字数 7739阅读25分47秒阅读模式

2020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主题之一是“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参与和发展”。去年9月以来，省、市、县各级团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组织专业力量广泛开展倾听、调研，向团中央推荐了696篇调研报告（其中省级59篇，地市级219篇，县级418篇），团中央权益部也委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分别开展了专题调研。综合各地调研情况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将是深刻改变中国社会面貌和发展进程的重大决策。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之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青年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团中央调研报告：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参与和发展-图片1

海归村官章景志（左一）致力建设生态农村

当前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群体：

体制内参与+市场型参与

从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开始，农村青年大量涌入城市。三代“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人力资源流失也客观上造成农村发展的严重滞后，乡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发展，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城镇居民，但乡村人口依然在不断流出，尤其是留不住青年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常住人口6亿7113万人，2018年降至5亿6401万人，降幅达15.9%。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底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35岁以下6023万人，仅占总数的19.2%。

实现乡村振兴，要求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通过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现农业产业经营；要求加强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新农村；要求深化村民自治，完成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繁荣乡村文化，促进乡风重建和移风易俗，从根本上扭转农村与城市间的文明落差。完成这一系列艰巨重任，必须立足本土，培育具有现代意识、开放视野的青年人才，使他们逐步成长为新一代“乡土精英”，成为乡村发展的源动力、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从调研情况看，现阶段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主要包括：

（一）体制内参与的青年群体。

1．招聘任用。包括在乡镇政府及上级派驻机构、农村学校、卫生院工作的年轻人，通过招录、招聘在农村从事公共管理和服务，绝大部分是大中专毕业生，少数是退役转业人员。社科院的调查显示，从职业分布看，教师所占比例最大（31.9%），其次是机关工作人员（24.4%），医生护士和农技推广人员占比较低（9.21%和2.22%）。从工作地点看，主要在乡镇工作（72.69%）。他们以稳定就业为基础，参与乡村建设是职业所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安心在农村工作。

2．选派援助。为了支持乡村建设，党和政府多年来陆续选派大批干部下乡、驻村。过去6年里，每年都有270万以上的干部派往乡村，他们中有很多是青年，比如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扶贫队员等。同时，为鼓励大学生了解国情、锻炼成长，各级政府和高校、共青团都建立了社会实践类选派机制，如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志愿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有的在服务期满后主动选择留在农村工作。

（二）市场型参与的青年群体。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也由于城市吸纳务工人员趋于饱和，很多外出务工青年开始考虑返乡发展，也有一部分城市青年主动选择到农村创业，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单一流动逐渐出现“回流”趋势。农业农村部统计，2019年我国返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850万人，在乡创业创新人员3100万人。

1. 返乡创业青年。各地为吸引青年到农村发展，制定了很多优惠措施，特别是对本土在外青年进行摸底排查、集中恳谈，召唤他们回乡就业创业。比如，截至2018年，河北省各类返乡和下乡人员超过40万人。浙江嘉兴由政府投资成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农业创业园，几乎“零门槛”吸引青年返乡。2019年河南省偃师市农村常住青年2.8万人，相比2015年增加了0.23万人。社科院的调查发现，回乡青年主要是“非农就业”：打零工（22.93%）、个体工商户（16.21%）、农业种养殖（11.82%）、商业服务（9.49%）、技术工作（7.93%）、企业工人（6.26%）。能够走上创业道路的回乡青年还不多，创办企业的占4.04%，组织农业合作社和兴办家庭农场的分别为0.66%和0.4%。从就业地点来看，乡镇仍然是主要从业地点（35.3%），在村里的占28.84%，还有27.37%在县城工作。

2. 在乡创业青年。一部分青年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种养殖规模，进行产业化探索；还有一部分在保留原有生产规模基础上延长产业链，进行三产融合。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的牡丹画淘宝村创业人员中，青年占85%。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长乐村，所有年轻人都在家里从事珍珠生产经营。电商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空间距离，农村一些独特的资源（绿色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获得销售渠道，淘宝村、淘宝镇纷纷兴起。乡愁承载着农村青年关于家乡的回忆，也寄托着城市青年对于田园生活的想象。浙江省德清市莫干山一带，就集中了一批来自杭州和上海的创业者从事民宿经营。还有一些乡村打造“画家村”“作家村”，吸引城里人到乡村采风、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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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古村规划鸟瞰

目前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实际参与情况：

家乡情怀是返乡创业的主要动机

整体来看，目前青年在农村产业发展的领域，一是传统的种养殖业，主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很多农业示范园、专业合作社都是青年在经营。二是农村青年电商，利用网络平台打开农产品销售渠道，这个领域基本上是年轻人“包打天下”。

（一）大部分有城市务工经历，整体素质较高。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生活成本高，让相当一部分务工青年选择返乡。在城市务工的经历，也为他们打开了视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经验，初步具备市场经营意识。中国农业大学的调研中，返乡青年中80.7%有外出务工经历，大学及以上学历占65.1%，37.5%是党员。江西对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调查中，92.1%经历过至少一次职业变动，19.3%的人经历过4次及以上职业变动。湖南的调查中，党员61.11%，74.7%有外出务工或创业经历，其中在外务工十年以上的15.63%。

（二）家乡情怀是返乡创业的主要动机。返乡创业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大多是综合权衡后的审慎决定。中国农业大学的调研显示，农村青年返乡动机主要包括：想带动家乡农村发展（37.5%），想为家乡做些事情（37.5%），便于在农村照顾家人（10.2%），找不到合适工作被迫返乡的仅占3.4%。湖北对返乡原因的调研中，59.28%选择“想回本地发展”，13.64%选择“便于照顾家人”，“在外收入低”“在外工作不好找”“在外受到排斥”等累计占27.08%。广西的调研中，返乡原因依次是：实现梦想（53%）、追求成就（39.2%）、职业发展（37.3%）、表现自信（36.8%）、迫于生计（26%）、提高地位（18.8%）。大多数返乡创业青年都谈到，经济收入并不是唯一目的，家乡情怀与故土情结是让他们回乡的重要因素。

（三）从事农业产业经营。返乡创业的青年人，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和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是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改变分散的小农经济现状。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中，青年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的高达75%，其中循环农业20.5%，数字农业4.5%，社区支持农业（CSA）10.2%，设施农业14.8%，文创农业9.1%，认养农业11.4%，农业公园4.5%。不同地域农村的自然环境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孕育了很多具有地方元素的农业特产。这些对于当地村民平淡无奇，却在外部市场中有着别样的价值。在外求学、务工、经商的乡村青年，重新审视家乡特产的潜在价值，围绕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田野游学、休闲养老等主题拓展农村服务业，借助微博、微信、视频等对农产品进行推广。

（四）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青年人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掌握先进的技术，观念新、视野广。尤其是青年党员，对提升村党组织活力，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很多地方通过招考“选调村官”、选派“大学生村官”，在村委会换届中“确保村两委班子有一名35岁以下成员”等措施，支持青年人参与村民自治。在此基础上，逐步参与村民小组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协商议事。同时，也有更多的农村青年加入志愿服务行列，如环境整治、生态保护、文明创建、古村保护等，通常由机关事业单位的团组织发动。农村社会组织也初步兴起。有的是兴趣性社会组织，如唢呐队、腰鼓队、太极拳队；有的是公益和志愿服务组织。

（五）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多年来，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迁，村庄内社会互动减弱，传统道德趋于淡薄。同时，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风气在一些地方逐渐蔓延。乡村振兴不仅要开展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加强公共文化建设，更要依赖青年主动推进移风易俗，对乡土文化进行本土化诠释，重构乡村关系网络，给寂静的乡村增添“人气”与“活力”。安徽的调查中，农村青年介入引领道德风尚，助力移风易俗，对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心态攀比等，能够给予批判并身体力行加以改变。同时，青年的法治意识相对较强，可以影响其他村民，对失范行为起到劝诫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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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85后”乡村创客陈婷（右三）在走访“石塘小人节”时，与“乡识一场”部分团队成员合影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缺钱、缺地、缺销售技能、缺保障……

让青年回归乡村，参与乡村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村青年之所以纷纷离开，是因为感到农村缺少发展机会、比较好的生活条件等，而且他们外出已经产生“雁群效应”，不外出很容易被别人看作“没有本事”。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中，52.3%表示资金短缺制约农业创业和规模扩大，39.8%认为销售渠道有限，31.8%在乡村中面临人际关系缺失困境， 29.5%认为市场风险大，23.9%感到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便利。

（一）创业初期的资金制约。多数青年返乡创业面临着信用低、担保难等融资难题。向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农民自建房和土地等又不能作为抵押。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中，创业启动资金51.1%来自自己及家庭的积蓄，亲戚朋友借款占12.5%，贷款只占11.4%。河北的调查中，59.7%的返乡青年希望政府在信贷扶持方面加强支持。山东潍坊的调查中，57%认为资金是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对当地政府补贴满意的仅占20.5%。石家庄的调查中，资金方面存在的难题依次是：融资难20.97%，难以申请贴息贷款22.85%，审批手续多20.43%，贷款门槛高19.89%，一般贷款利息太高15.86%。

（二）扩大发展的土地资源限制。目前的农业产业方向是支持分散的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受多种因素制约，返乡青年普遍面临创业场地申请难、流转难的问题，很多是与农户之间的私下流转。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中，只有39.8%的青年农民进行了土地流转，经营面积小于10亩的占58%，10至100亩的为21.6%，多于100亩的仅占20.5%。江西的调查中，24.3%表示发展的主要障碍为“土地供应不足”。山东潍坊的调查中，提出应当放宽贷款条件的占44.5%，放宽用地限制的占29.5%。为此，不少青年农民只能在家庭自有承包地上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靠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而非扩大土地面积来提高经济收益。

（三）市场环境下的销售与组织难题。为了应对市场风险，一些青年农民已经在组织方式上有所创新，但如何拓展销售渠道仍然是难题。随着电商成为青年农民青睐的销售渠道，营销技能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中，59.1%的青年农民急需获得电商平台销售技能，42%需要品牌营销知识和技能，34.1%想学习物流销售知识与操作，31.8%需要市场信息。虽然一些青年在外出务工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与经验，但市场分析能力、组织经营能力不强，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创业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辽宁的调查中，63.8%不了解所在地的发展规划布局，产品或服务与当地重点产业没有关联的占68.1%。

（四）农业风险高，保障缺失。农村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受市场行情、物流、气候等因素影响，风险比较高。目前针对创业者流转的土地、购买的农具、修建的基本设施等没有出台以质押为基础的农业保险政策，使得创业者前期投入遭遇一定风险时，无法通过保险或担保的方式“东山再起”。安徽芜湖的调查中，42.11%认为农村创业最大的挑战是自然风险（天气、气温、降水、病虫害、传染病等），26.32%认为是经济风险（市场供求、价格变动、资金链等），10.53%认为是政策风险（信贷紧缩、土地审批严格、环保要求等）。

（五）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完善。这是客观现实，也是反映普遍的问题。青岛的调查中，城里购房、子女教育、医疗支出是农村青年感受比较突出的三个难题。湖南的调查中，64.81%反映基础设施是制约乡村发展的最突出问题，46.30%担心子女教育无法得到保障，31.3%认为回乡没有可发展的事业，就医不方便（28.89%）、生活方式单调乏味（24.48%）也是担忧。安徽芜湖的调查中，认为农村对青年人才吸引力低的原因主要是：生活工作环境差（78.95%），公共福利差（73.68%），收入渠道窄（63.16%），教育落后（57.89%），医疗卫生水平低（52.63%），发展空间有限（42.11%）。延边州对大学生的调查中，有返乡创业意向的占40.2%，但也反映了顾虑和担忧：家乡没有好的创业项目（62.7%），没有好的创业机会（58%），硬件条件差（52.3%）。

（六）家庭与社会的舆论压力。一直以来，能在城市中定居并拥有稳定的工作是家长对子女的普遍期盼。在农村，“大学毕业后到村里工作没出息” “创业不如就业稳定，放着好工作不要，选择回家创业是错误选择”等观念依然盛行。辽宁的调查中，问及“您返乡创业是否得到家人的支持？”，肯定答复只占24.7%。大部分农村家庭都希望年轻人通过读书在政府或企业中寻求稳定工作，在城市中奋斗成才，对回乡创业大多不支持。在乡镇工作的青年人一般都把家安在县城或者至少周边中心城镇，创业青年也是如此，只要条件允许都会选择在县城买房。

（七）担任乡村组织负责人的比例低。乡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位置，但是现阶段青年人能进入乡村治理机构的还不多，在村庄发展规划、集体经济建设、资产分配等问题上，还缺乏实质性的发言权。东部某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中，35岁以下的青年仅占1.9%和7.1%，担任村“两委”委员的占7.79%。相对而言，青年党团员的比例稍高一些（社科院的调查中，党员比例28.4%，团员比例28.1%）。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青年农民中，普通村民占61.4%，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占23.9%，村民小组组长占5.7%，其他村级集体组织或协会负责人占4.5%。

（八）实际参与乡村治理的程度低。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青年在农村人看来还不成熟，难以挑起重担，尤其是外来青年在乡村治理中很难发挥作用。重庆的调查显示，经常性参加村委会活动的有65%，参与村务管理的有44%，32%表示自己对乡村治理的主体角色不太明晰。同时，表示自己的意见会被村委会采纳的只有21%，偶尔被采纳的占57%。青年对参与乡村治理其实有着很强烈的需求和愿望。山东的调查中，曾竞选过村干部的青年占23.9%，问及愿意参与乡村事务的原因，回答“这是我的责任”占39.8%；“是我的权利”占31.0%。很多大学生、青年人到农村创业，长期生活工作在村里，成为“新村民”，但是无法有效参与到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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