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中小企业在我国制造业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也是传统制造业体系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大国，这个巨大工业生产体系由很多块状产业集群这样的“细胞”组成的。大量的“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产业集群，构成了我国制造业的微观细胞。传统产业集群是一个扎根于具体区域的生态体系，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微企业是这个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中小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需要放入我国中国式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的总体背景中去看，尤其是要跟我国制造业块状产业集群的本土化特征结合起来，从产业链和区域集群的整体角度去考察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的产业生态体系
传统产业集群是许多地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以浙江、福建、河北、广东等地区最为典型。大量从事同一产品的上下游生产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围绕着某一产品的生产，形成了紧密协作的产业链，在空间分布上也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产业集聚现象。
浙江省很多乡镇都有自己主导的产业集群，比如诸暨市就有大唐镇的袜业、枫桥镇的衬衫、店口镇的小五金、织里镇的童装等。2004年温州128个建制镇中，产业集群产值超10亿元的有30多个，产业集群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区块数为80多个。
除了浙江，河北省也有大量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据2004年对河北省民营经济的统计，当时河北省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有90个，年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的有64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有7个。河北衡水2019年全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完成营业收入1379亿元，同比增长23.7%，上缴税金26.8亿元，同比增长20.4%。
传统制造业集群的本土化特征
当然，围绕着一个产业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通过相互支持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获得最大的外部性。但是我国传统产业集群是从中国本土化生长起来的一种特殊工业化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很强的本土化特征。
传统产业集群的历史性。很多县域传统产业集群是从县域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形态，它经历了由传统手工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和县域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的演化阶段。
如一些学者研究，我国在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在乡村的传统产业之外形成了第三元产业结构。第三元产业结构在县域的城乡之间，依托于村庄、乡镇等重要节点形成传统手工业、特色农业、商贸服务业等等业态。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描述，传统时期，家庭农业常常与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的半农半耕的小农经济模式。
在集体经济时期，社队企业是乡村经济的重要成分，也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形式。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许多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与20世纪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14）》，2013年，我国存在乡镇企业3077.69万个，带动就业14151.18万人，总产值535453.2亿元。
其中，乡镇企业又以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体，分别占了乡镇企业总数的17.82%和81.39%，带动就业占到了乡镇企业带动就业总数45.76%和44.86%，总产值分别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58.63%和26.83%。
随着政策调整，政策文件中不再使用乡镇企业这一概念，很多原来的乡镇企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走出了乡村。但是在许多县域的乡镇、农村和园区，这些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中小微企业依然十分活跃，构成了许多块状产业集群的市场主体。
传统产业集群的社会性。传统产业集群由数量多、规模小的生产主体组成，甚至许多生产主体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这使得传统产业的参与度很高，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从空间分布上看，传统产业集聚在村庄和乡镇，企业沿着村落、集镇或者交通沿线分布，形成了产业与乡村高度融合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鲜明的“生产和生活、工业和农业、企业和村庄”的“三不分离”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传统产业充分利用了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在乡村的迅速崛起得益于乡村共同体内部之间的合作机制，由此形成了围绕着核心企业的产业链条。以河北省文安县北部的胶合板产业集群为例，胶合板厂是产业链条的核心，围绕着胶合板厂的上下游形成了机器厂、扒皮厂、胶厂等产业链。通过扒皮厂与胶合板厂的合作，胶合板厂节约了土地厂房和流动资金，也使得胶合板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文安县北部的胶合板产业正是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基础之上产生了约500亿元的产值，成为北方最大的人造板生产基地。
传统产业集群的网络化。在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传统产业集群网络化的特征。所谓的网络化生产特征，指的是传统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之间有着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系，通过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合作完成某一产品的生产。中小企业虽然在形式上是分散、独立的企业法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实质上处在一个在产业链上分工协作的生产网络中。
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传统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的时候，不能把传统制造业企业当做一个个毫无关联的个体，而应该看到这些企业之间产业链协作关系，以及这些企业之间的社会性连带关系形成的网络，甚至这些企业还深刻的嵌入当地的社会文化。
由于传统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特征，这些传统产业集群的企业之间有着复杂的资金、材料和生产协作关系，在传统产业集群新起的初步阶段，这种网络化的创业门槛很低、创业风险非常小，因此能够使能在广大的乡村地区遍地开花，在很短时间形成了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燎原之势。这种网络化特征也导致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并不是单个企业的事情，需要放入整个产业生态中去看，尤其是要注重产业转型的生态体系和外部治理环境。
数字红利与县域工业化的第二次创业
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激发了我国“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工业化的浪潮。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的活力爆发出来，形成了“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一度占据了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
但乡镇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临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改革和引导，主要是产权改革、产业类型调整，产业逐步向园区集中。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产业政策和宏观环境更是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块状产业集群的发展面临劳动力、土地、政策环境等制约越来越突出。如何促进传统制造业快速向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
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传统块状产业集群的“网络化”、“柔性化生产”的特征，使其本身就有着很强的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传统产业集群依靠的是特定区域的众多参与者，利用专业分工和社会合作网络进行协作生产。
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具有着“低成本，低风险和低门槛”的特征，它能使产业在县域内迅速发展起来，并依托社会网络实现产业的迭代更新。
数字红利会对传统制造业带来新的机遇，尤其是产业互联网对这种网络化柔性化生产的产业集群带来极为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工业数字化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加快其发展有利于加速智能制造发展，更大范围、更高效率、更加精准地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解决产业链生态的信息汇集分析、生产调度协调问题，从而提高产业链的效率和能力，进一步实现县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县域工业化的第二次创业浪潮。
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县域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县域。比如说浙江的海宁市和福建的晋江市。海宁市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海宁市制定出台了《海宁市推进“千企万机上网触云”深化智能化技术改造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加快推进千企万机上网触云的若干政策意见》积极推动企业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
晋江市也提出，“坚持政策支持、平台支撑、标杆示范、引领撮合并举，携手市级行业协会和有关镇街，全力实施制造产业数字赋能工作，引导企业对接外部技术资源，实施数字化改造升级。”
我们以海宁市《加快推进千企万机上网触云的若干政策意见》为例来看海宁对工业互联网的政策支持。政策支持范围涵盖了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建设（改造）、智能装备研发、改造服务支撑等范围。支持的措施包括了对财政补助奖励、金融支持、保险支持等等。
比如，意见规定，“对经认定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建设（改造）等，生产性设备投资额(含设备投资和信息化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并在1年内实施完成的重大投资项目，在2020年实施的，给予当年度投资额最高不超过25%的奖励，在2021年实施的，给予当年度投资额最高不超过20%的奖励；对其他生产性设备投资额（含设备投资和信息化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智能化改造投资项目，在2020年实施的，给予当年度投资额最高不超过20%的奖励，在2021年实施的，给予当年度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的奖励。每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2000万元。”
传统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探索
虽然传统产业集群的起点比较低，但是传统产业集群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数字红利的到来给县域制造业块状集群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主要讨论从制造业企业自身出发诞生的数字化转型探索和实践。
正如前文所述，由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信息整合能力和生产协调能力，恰恰十分适用于传统制造业块状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生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是“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数字化
浙北的许村镇是我国重要的家纺产业集群，笔者对这个镇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调研。这个产业集群早期主要生产丝绸被面，随着丝绸被面逐渐被淘汰，这地区开始转型生产窗帘、沙发布等室内装饰布。在家纺产业起步阶段，家庭工厂主要使用62式“铁木机”，这些机器也主要是来自于城市丝织厂淘汰的二手设备。后来机器逐步升级为K74型、K84型织布机。2000年以后，剑杆机开始引入许村镇，随后剑杆机进一步数码化、自动化。21世纪以后，织布机迅速被替换为价值四五十万乃至上百万元一台的数码织机。
家纺产业集群机器自动化、数字化的速度是非常明显的，在20世纪80年代创业到现在实现了机器的飞速进步就是从全人工到半自动化再到自动化，再到数码化的发展。
目前许村镇拥有将近5000台左右高档数码织布机，一举成为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庞大的纺织产业集群之一，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高端软装面料供应基地的地位。机器设备的提档升级，一方面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人的劳动效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档次，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许村镇机器设备的自动化数字化过程是产业生态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是一个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数字织布机跟传统织布机最大的差别就是数字织布机的价格非常昂贵，进口机器价格动辄上百万，国产数码织机也需要四五十万元一台。机器的自动化、数码化的过程，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传统产业早期的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特征，使得传统产业集群在向着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机器更新换代是通过产业链内部社会协调完成的。许村镇的家纺布产业链体系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发包方和生产者之间的“外发-加工”的产业链协作关系。一部分轻资产的商人负责开拓市场订单，很多工厂则是专门购买机器负责生产。很多车间购买数字织布机都是下游老板合作购买，并且为了平衡资金购入的风险，很多生产者其实是跟下游的发包商有紧密的订单合作关系。
发包方和生产者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他们很可能是亲戚或者邻居。这种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可以降低机器购买的风险和门槛，有很多企业家的话说，“就是有三块钱就能干十块钱的事”。
智慧车间
海宁市丁桥镇浙江龙潇医疗5G智慧工厂是县域传统产业打造智慧化车间的典型。2021年3月，他们投资5000万元，用了两个月时间，建成了这个全球化5G物联网透明工厂，共包括两个透明车间，日产口罩100万片，产品主要发往日本。这个智慧车间的主要特点就是可视化和自动化。可视化，是指公司生产部可以实时掌握车间生产动态，日本客户通过该平台，也可以在云端实时验厂，查看订单进度。
自动化，是指通过生产过程自动化实现人力替代。偌大的生产车间工人寥寥无几，机台上氨纶包覆纱自动化运作。“车间员工从20位变成8位。同时，生产信息反馈在8个大屏幕上，员工可以及时查看各类讯息。”
许村镇的一家家纺企业，布妍诚纺织有限公司也开始打造智慧车间。每位员工的手机里都有一个APP，这是企业全新开发的“智能生产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功能强大，涵盖了从订单生成到成品交付再到售后服务的整个生产销售服务流程。
布妍诚纺织有限公司的智慧车间则主要是侧重车间内部管理，“每个订单都有一个专属二维码，生产的时候员工扫一下就知道订单的尺寸、风格等各项数据，根据数据进行各项工序加工。”布妍诚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惠锋介绍，这样一来，一件窗帘从裁剪、整烫、塑形、制作、质检等28道工序均可以进行实时监测，每个工人每天干了多少活、能获得多少报酬也清清楚楚，这不仅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资结算的准确性，也实现了对生产环节的全流程监管、追溯。
同时，通过大数据还可以分析市场流行趋势等，既提高了售后服务效率，方便买家二次购买，又可以指导设计团队，设计出更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智慧仓储也是智慧车间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布妍诚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智能仓库，仓库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购置了10多台机器人，极大地提高了仓储空间的利用率，解决找布难的问题。“每匹布进仓、出仓都会扫码记录，需要时只要输入编号，机器人就能精确地找出来。”周惠锋介绍，有了智能仓储后，空间利用率几乎达到了100%，且数据精确，能准确指导生产，提升效率。
工业互联网
晋江市是我国重要的鞋业生产基地，拥有国内外知名的制鞋产业集群，也是依托产业链的生态系统打造上下工业互联网体系探索最为突出的县域。
产业互联网平台。2021年初，晋江市人民政府与华为、万物智联签订三方协议，落地孵化中心，致力于用华为的技术、人才及资源帮助更多企业打通技术壁垒，加速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升级速度。
通过数据升级，可进一步解决企业货期准时率低、高库存、品质不稳、数据滞后、沟通成本高及招工难等行业痛点，实现对外供应链协同，对内管理数据畅通的目标。“数字化升级是大势所趋，希望经过孵化中心这一平台，协助业界全面激活数据潜能，实现万物互联的良性生产新秩序”。
传统产业集群是网络化、社会化的产业链体系，是个产业的生态系统，所以它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应该是一个生态体系的整体转型，这就需要这样的平台提供外部的数字化服务。依托于晋江市的传统产业集群优势，晋江已经有包括“制伞圈”、一品嘉、辅城、龙易配、泳衣库等在内的多个产业互联网平台。
产业链互联。信泰集团的“SincetechPDA经编生产管理APP集成应用解决方案”从生产监控、仓储管理、数据应用和管理升级四个方面展开，提升经编网布生产管理，实现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融合。“截至目前，晋江全市90%以上企业实现‘触网’，有101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超过1000家企业上云上平台、超过60%的规上工业企业应用数控一代智能装备技术。”
个性化定制。在莆田双驰公司的体验店里，消费者站上测量仪器，不到一分钟，便可用手机轻松收录自己的脚型数据。根据数据，营业员会提供相应的鞋品试穿，随后消费者可通过手机端实现下单。据称，七天之内，便可收到企业提供的最符合自己脚型的鞋子。
电子商务
浙江传统产业集群的传统销售模式，都是依托于专业市场形成的学界，所谓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生产体系就是广大的众多的商品生产主体，围绕着一个专业市场组织生产，在浙江有很多这样的专业市场，带动了一个地域产业集群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销售模式也在发生着悄然的转型，我们以许村镇窗帘的线上销售平台为例。
“京东·帘到家”平台经过4年运行，在全国共有上千家线下服务体验店，实现了窗帘行业的一站式与扁平化的智能服务，也构筑了线上推广销售和线下体验服务相融合的新零售模式。公司以“大数据”分析作为转型的营销支撑，来助推经营赋能，帮助各地的门店转型无界零售，实现业绩倍增。公司也以此加快布艺全产业链完善，实现整体布艺软装的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布艺软装成品化的标准化服务体系。
当然这种专业化的网上销售平台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窗帘这样的产品并非面向终端消费者，还需要以一套线下服务团队才能实现产品从窗帘布到窗帘，实现产品从厂家到消费者家中。
因此这种传统制造业的网上销售渠道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的，还需要很多的探索，也需要结合具体的产品和具体的场景进行深入的探讨。也需要政策界和学术界对这些探索进行长期的追踪和思考。
传统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其传统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借助数字化转型，县域的块状产业集群克服了劳动力、土地资源、能耗等方面的要素制约；另外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改变了县域块状产业集群的低成本逻辑和劳动力密集型的特征，使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业数字化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第一，政府与市场：自上而下的数字化与企业自下而上的数字化
虽然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支持数字经济的政策，也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出台了具体的支持措施，为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数字化探索还需要进一步与企业自身的需求紧密匹配起来。
从实地调研的感受来看，地方政府往往希望打造“高大上”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则更愿意考虑性比价。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很多应用场景都是从节约成本、克服用地制约、节约劳动力大角度出发，做出的碎片化的、自发的探索，离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智慧园区的理想形态确实还有一定距离。
虽然这些自发的、碎片化的数字化探索比较符合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但是却很难获得地方政府的奖补政策。
第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性与产业数字生态
传统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某个企业能完成的，需要靠一个产业链甚至一个产业集群综合发力。这就是传统产业集群数字化的外部性，也就是单个企业的转型能否成功往往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力，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与数字生态体系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数字化生态系统，包括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政府和数字技术供给者等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数字生态的制约阻碍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比如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很多企业就提及技术第三方不懂行业、行业不懂技术的现象。这即是说，中小企业的数字转型依赖数字生态提供的技术支撑，而这个技术支撑体系又需要紧密地适应、嵌入产业生态体系。
因此，打造产业数字生态，需要立足于产业链和区域集群的整体角度，在标准、技术上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整合政府、企业和技术提供方等多方资源。
第三，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管控
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也要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对一些风险点做好风险管控预案。首先，由于某些高端设备的数据端口在国外制造商手中，因此，我们要正视和评估这种现象对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安全带来风险。
其次，由于传统制造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害怕由于工业互联而导致其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被损害，这也意味着数字化转型也依赖良好的产业治理环境。
最后，数字时代对制造业的传统形态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个过程意味着一个价值在产业链不同主体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我们也要充预判和评估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机器换人带来的就业问题、比如不同企业获得技术红利的机遇不同带来的企业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付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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