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下午五点，在北京皮村村口的环形路，白色七人座面包车、大型深红色厢式货车、运着废旧纸板的三轮车、快递车交替穿行通过。20分钟后，公交车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公交车一到站，十几个拿着人字梯、提着各色布袋的中年男人或妇女，一股脑从车上涌下来，然后分散成三三两两的人群，操着陕西话、河南话等方言谈论着走向村口。
走进皮村大门，右侧是一条绵延数百米的商业街。来往的行人，横跨道路的电线，左右穿行的外卖车以及一字排开的面馆、理发店、百货店等，把整个空间切的七零八落。空中每隔几分钟轰鸣划过的飞机，提醒着你，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镇。
这个2809188平米的北京城中村，有超过10000名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快递员、工地小工、房屋装修师傅……皮村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一张荒诞而又真实的网，狠狠的钳住了他们每一个人。
对于曾经意外走红的范雨素而言，皮村是北京最便宜的租住地，是一个终将要离开的地方。对于月光族诗人胡小海而言，皮村是魔岩三杰张楚的介绍地，最后意外的变成了人生的避难所。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沈金花而言，皮村是理想的试验田，疫情期间的生源流失危机终将是15年学校经营风风雨雨的一部分。
走红三年后
因2017年4月一篇《我是范雨素》而意外走红的育儿嫂范雨素，在两年后更换了她的职业，成为了一名临时工。
在她的小说里，她说人生是颗菜籽命，落到肥处是棵菜，落到瘦处是根苔。苔长大了是草，草长大了是竹。直到现在，她仍旧认为自己是一颗落到瘦处的菜籽。
走红后的三年里，她依旧租住在北京皮村一个月六百租金、不到十平米的出租房内，经常吃着六块钱一份的盒饭。走在皮村的路上，不会有陌生人认出她，租住的院子里，只有房东知道她出名的经历。曾经获得的六七块奖状也早就被塞在储物柜里，不曾翻出。
她说：“我一直都认为这种事是天上掉的，我都这个年龄了，也不把它当回事。两个女儿也一直觉得我只是她们的妈妈，是个普通人，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妈妈之前对此事倒挺高兴的，因为湖北老家小镇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出名了。”
2019年，她结束了自己十多年的育儿嫂工作，开始在北京顺义区做小时工，负责打扫卫生，为此每天需要乘坐近一小时的公交车从皮村到公司。她说，改变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看书写字。
她从未和同事或雇主提起过成名往事。她说：“按照农村的说法，你到什么地方就做什么事。干活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把地擦的更干净，怎么把孩子带的更好，别的都不提。聊天也是这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跟意大利的汉学家聊天时就聊意大利文学、聊深奥的文学，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聊天时就聊的简单些。”
成为小时工之后，范雨素一天工作3到4个小时，月收入只有做育儿嫂时期收入的1/3多点。
三年前，走红后的几个月里，出版公司签约与活动邀请纷至沓来，范雨素均选择了拒绝。她认为：“人付出多少就收入多少，自己不想付出，也不想得到。现在的工资足以支撑家庭的生活，大女儿已工作，小女儿在上高中。如果未来有多余的钱留给两个女儿就给她们，没有就不给，自己也不会觉得难受、愧疚。”
选择在皮村租住九年，也是因为经济能力受限。
“90年代来北京时，租住在北京东三环，后来房租越来越贵，就慢慢往外迁，最后就到了东五环外的皮村。住比皮村更好的地方我也没有钱，在北京也找不到比皮村更便宜的地方了”，范雨素向经济观察报介绍。
她认为，皮村和老家的小镇有点像。“就像老家的一个小镇被空投在北京的周边。村里的理发店、百货店物价都跟老家小镇上差不多，来来往往的打工的人也和老家一样。和自己一样被动活着的人也很多，比如一起租房的邻居，年级轻轻的，没结婚，每天都在打工，可是连结婚需要的彩礼钱也挣不出来，每天也在忙忙碌碌的生活”，范雨素表示。
她也认为，皮村和老家小镇依旧存在很多差异。
她说：“在皮村，如果你想去国家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坐上地铁就能到，在老家就做不到；在皮村，你一天能穿越很多空间，去国贸、世贸天街走一走，你能看到另一个衣冠楚楚的世界；在皮村，人际关系是一种大城市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基本没有来往，都在各自忙各自的工作。”
现在，她已年近半百。谈及未来的路，她显得有点犹豫。
停留十几秒后，她说：“我一直习惯一个人呆着，即使女儿们成家，也不会和她们住。湖北老家也回不去了，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现在中国很多农村都没有人了，最终可能找一个人员稀少的村子住着，这一辈子就完了吧。”
打工十七载
“如果没有以前那样的经历，你难以想象现在一个大小伙子每个月工资2000多块钱，在北京能够干嘛？不如去死了算了。”
面对他人对自己现状的质疑，胡小海总选择以这样的回答来反驳。
2003年，15岁的胡小海经过短暂的职业学校培训，便从家乡河南商丘出发南下，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他回忆说道：“其实刚出来工作第一年反而觉得新鲜，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也不知道累，也不会去抱怨，觉得打工就得这样。”
一年半后，迷茫、压抑等各种不满情绪开始袭来。
他开始觉得工厂生活不是正常人该过的生活——每天固定上下班，机器一般做同样的事，人心都是绝望的，连聊天都没法聊，悲欢离合也没有人去关注，真的太压抑了。每个月工资下来，随便花一花也就没了，周围人也都是月光族，连过年都要掏信用卡买票回家。他选择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辞职来逃避，现实却又一次次逼迫他返回工厂。“没办法一直不工作，迫于生活又没技术，就一直处在抵抗又抵抗不了的状态。”
从2003年至2016年，深圳服装厂、郑州富士康、苏州电子厂等30余个工厂见证了胡小海从15岁成长至29岁的轨迹。直到现在，他仍厌恶那段时光：“我很怀念那时的青春，但毫不怀念那时的工作，那时感觉心都碎了。”
听摇滚音乐、写诗，成为了他13年工厂生活为数不多的排遣方式。
“因为在工厂里感觉很绝望，就慢慢地开始听歌，听摇滚乐，像崔健、汪峰、许巍、张楚。再然后，就在各种车间里的发货单 、工序手册上写诗，以前根本没写诗的概念，就觉得自己一肚子憋屈话，想发牢骚”，胡小海表示，因为没人和他交流摇滚音乐，便开始在微博上给李志、许巍等摇滚歌手发消息。
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楚回了他的微博消息，双方慢慢也就成了朋友。经张楚介绍，胡小海认识了新工人乐团的许多，这也让他第一次认识到北京皮村这个地方。
2016年底，他背着自己唯一的红色行囊包，踏上了北漂路，成为了皮村超万名外来务工者之一。最开始，他靠着打零工过活。“也不想进工厂，没钱时就出门做着做一天结一天工钱的工作，比如给节目当观众鼓掌之类的，一天就四十块钱左右，刚好够吃饭和来回地铁费用”，胡小海表示。
曾经，胡小海在一天打了三份不同的工，工资共150元。
2017年4月，他开始在皮村旁的一家同心互惠商店工作，主要负责售卖二手衣服。他向记者介绍，自己一个人负责不足60平米的店铺，每周休息一天，休息日加班能多拿100元，每月底薪2000多元，有一定的销售提成，工资最高时能拿到3000元左右。“衬衫是6块、毛衣8块，一天卖三十件左右，虽然总有人想搞搞价，也都能理解。”
这成为了胡小海此后三年的工作常态，这也是他工作历史中最长的一份工作。对于这份工作，他说自己很满意。
”工资虽然低，但我觉得活的有尊严，工作时间自由，没有以往那么压抑，下班后还能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如范姐（范雨素）聊聊写诗。商店包吃住，工资省着花，相比以前的月光族，现在一个月多多少少还能存一点，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奢侈的人。没技术、没啥能耐，就只能这样一直活着呗，反正比工厂生活好”，胡小海向经济观察报表示。
也因为这份工作，家乡的亲戚们投来别样的眼光。
他说：“老家邻居、亲戚觉得我很失败，其实，我也感觉自己特失败。30几岁，没钱、没地位、没媳妇，家乡同龄人中，混得最不好的应该就是我了。在老家的观念中，混的再不好也应该娶个媳妇过个清贫日子，兄弟姐妹中，就自己没结婚了。”
对于失败本身，他不以为意。他用父亲的例子为例解释道，失败归失败，能活着就很好。父亲也曾打工几十年，也没赚到什么钱，现在依旧在打工、干农活。
对于父母回家工作的劝说，他不敢尝试，也觉得自己回不去。
今年过年期间，他帮父亲除蒜地里的草，一天下来，已经累的腰酸腿疼，不想再做。他说：“干农活你不行，虽然现在老家县城发展也挺好，但你也不会做生意，也没技术、没资本，整个县城就没你的位置，又没结婚娶媳妇，连乞丐都不如。”
他认为，皮村比老家更温暖。
“我是被时代列车甩出来的、失败的一类人，而皮村，就是我们这类人的避难所。别看皮村和老家县城环境差不多，它即使再烂，起码你坐上公交、挤下地铁，一个多小时能到天安门，它的坐标依旧是北京，这是老家绝大多数人没到过的地方，我还能在这里找到工作”，胡小海感叹道。
回顾过往33年，他觉得自己离成功总是差了点运气。“年轻人活着不是就靠运气吗？就和上一辈种麦子、种蒜一样，辛辛苦苦一年，如果那年行情不好，可能到头来连工夫钱可能都赚不回来。“
他后悔自己当初踏上了那趟南行列车。“以前老说自己不后悔，但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想法慢慢多了起来，觉得自己搞东搞西都是虚的，不知道到底想搞啥，心里空空的好像什么都没有，青春也就这样没了。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吧”。
入夜时，他最喜欢一个人走出六人住的宿舍，到皮村的马路上、公园里漫无目的转，转累了就回出租屋直接睡觉。对于当下疫情期的日子，他说自己很喜欢：“现在好像全世界都停下来了，我们这类人反而更好苟且。因为如果其他人都忙忙碌碌，你却停下来，就显得你这个人特怪。”
对于未来，胡小海说没想过。
“我是一个没有太多计划的人，虽然一直娶不到媳妇也不是个事，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就走一步算一步，你说能咋办？有时候也麻木了。我们不过是扛着自己的坟墓，到处跑、到处流浪，哪一天流浪不动了，就完蛋了呗。其实挺可悲的！哎，但没办法，每个人都这样活着”，胡小海表示。
15年打工子弟学校校长
“熬住，活下来，等开学了，老师们都能在，是我们当下的目标”，4月27日，沈金花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2005年，刚大学毕业的她，和同为北京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们共同创办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自己担任学校校长，学校招生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子女。15年校长期间，她经历过学校险些被取缔，也经历过学生总数近900人。只是这次，她没想到，疫情会对学校冲击这么大。
幼儿园三个年级，年前44人，现在只剩下不到15人；小学六个年级，年前140余人，现在只剩下90余人，是她面临的最直接冲击。
2月中旬，沈金花开始给学生安排线上视频教学时，所有学生基本还在。
4月初，当学校准备进行新课讲授与教科书发放时，决定先收一批费用。她说：“其实，进入4月，学校的运营也就有点撑不住了。虽然学校房租还没到缴纳时间（一年一交），压力不会那么直接，但此前学校存有资金仅够发放老师生活补贴到4月。”
对于先收费多少，学校内部有过讨论，为此，学校也在4月初对学生家长进行了两次调研。只是，调研结果不容乐观——半数以上家长反馈的是没有复工、没有收入。“当时，这让我们也很纠结，学校持续运营下去很难，打工家庭的家长也非常难，因为学生家长们做临时工的比较多，比如装修、保洁等，但在疫情阶段，他们的工作基本都停了，也没其他的工作机会”，沈金花表示。
为此，她选择了折中的办法：“每个学生按200元/月的标准缴纳学费，包括2月中旬—5月底的教学，一共先缴纳700元，这部分费用将作为老师的生活费，等待正式开学收齐学费后（2800元/学期），再将教师的工资补齐。我们算了算，这样的方法能撑到5月底，那时，也差不多能正式开学。”
四月中旬，当学校开始收费时，学生退学的消息接连传来。
“先是一年级，年前还有28人，缴费的只有13人，还有两位家长说刚从老家回北京，没钱，想让孩子先上学，后缴纳费用，而剩余的家长则说今年不回北京了，因此孩子也就在老家上学。小学部其他年级也基本是这样，幼儿园学生流失更是严重，总体上学生流失了1/4以上”，沈金花表示。
她很怀念之前学生人数超800人的时光，那时距现在仅有七年。从2018年起，学校的生源就每况日下。
“2018年开始的北京疏解政策对我们影响很大。学生家长的工作，大多数是工厂工人、做小买卖、装修工、保洁人员这4类，因为疏解政策，很多做木门、厨具、有机玻璃的工厂开始往北京周边省市疏解，家长的工作机会也就外迁了，所以只能带着小朋友回老家”，沈金花表示。
她向记者列了一组数据，2019年的上半年学生数（幼儿园加小学）在240人左右，2019下半年只有200人左右，2020年4月报道的学生只有120余人。“现在走在村子里，都很少见到小朋友，这在以前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沈金花感叹道。
不仅是生源的流失，更多的工友还在搬离皮村。
在学校门口旁的垃圾站点，沈金花通过和来往扔垃圾的工友聊天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工友选择在这个春天离开北京，尽管他们返回北京还不足两月。问及原因，工友的反馈是，没活干，房租、吃饭等生活成本又太高，没办法继续呆下去，只能回老家。
“学校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一个人带着孩子北漂，好不容易在年前找了家餐馆当服务员，一月能有两三千，因为疫情餐馆也关门，年前工资也没有结，只能带着小朋友搬到一个更便宜的房子，450元/月。现在，她每天会在一些软件上刷视频和签到，这样一天能刷出两个馒头的钱。听她说完后，我也挺难受的，但确实，这就是我们底层的人在疫情下面临的最直接的影响”，沈金花表示。
为了学校的持续运营，沈金花开始自救。
因为学校预收费用有限，当下幼儿园人员经费七成需要学校自己筹备，后勤、厨房、门房以及沈金花自己的工资都要自筹。
现在，每个周末，沈金花会和其他老师去学校门口的同心互惠公益服装店，帮忙做衣服的线上售卖，商店除去自有店员工资成本后，能有20%的提成返还给他们。同时，部分企业捐赠的用于支持学校老师教育经费的农产品，他们也在朋友圈售卖。“其实疫情下，其他幼儿园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同行中还有幼儿园园长带着老师们做包子、卖包子，我们比他们幸运一点。”
对于学校的未来，她依旧充满信心。她说：“学校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期间每每遇到困难时都会有很多的人来帮助，对于生活的难，我们这种生活在底层的人，更经常面对。”
当前，学校的运营依旧处于灰色地带。她说：“其实，学校运营一直处于灰色地带，2005年建校时，就去做过学校的审批申请，但当时已经被驳回了，后面也一直没通过。因为现在办学校的标准更高了，类似的审批通过的口也一直没有开。希望学校能一直能运营下去。”
她还想给学校带来更多的教育方法。
“因为在北京，能看到以及和其他的学校交流到更多对于教育的一些经验和想法，我们觉得，一些好的教育实践课程，比如项目制、劳动实践，不应该只是有钱的孩子去上很好的学校才能学，只要你有这样的教育想法，然后对老师进行培训，哪怕老师只是依葫芦画瓢，对小孩子的教育也会有很好的促益。在这场生活在底层的儿童教育自救行动中，我们觉得可以为孩子们努力做到更多探索”，沈金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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